中评社三亚4月17日电（记者　杨犇尧）北京大学博士生王正在第七届青年学者论坛并发言表示,在台湾当前“去中化”的“台湾主体意识”高涨的情势下，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系统工程有必要进行顶层设计，突破关键难点。

　　王正表示，2014年3月18日，数百名反对《两岸服贸贸易协议》的学生和青年冲入并占领了台北“立法院”，爆发了台湾舆论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大陆学界则普遍将其称为“反服贸风波”。随着事态的后续发展，3月23日当晚抗争学生又攻占了“行政院”；3月29日警眷和警友以“人手一多康乃馨”发起了“康乃馨运动”呼吁学生尽速返家；3月30日星期天人人身穿“黑衣衫”的“凯道反服贸游行”号称有数万人参与；经过各方与学生多次对话后，整个事件直至4月10日才以学生退出议场而告终。如今，这场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年，但是它的后续余波却对台湾的政局社会以及台湾下一代青少年的国族认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探讨如何重建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之前，我们有必要重新回顾这次事件爆发的原因。

　　在此风波告一段落，2014年下半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曾举办了“第一届两岸青年观点论坛”，出席的两岸四地青年学者对于“太阳花学运”和“反服贸风波”发生的背景和原因，以及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和政治心理，纷纷提出了各自的分析和解释。笔者在此将论坛中的观点以及各种我们所知的各界看法，总结为以下12种主要论点：“民主危机论、权力斗争论、红利不均论、台独抬头论、去中教育论、恐中心理论、世代矛盾论、贫富差距论、网络动员论、后民主时代论、后平等主义论、后工业主义论”。这12种论点整合在一起，反映的则是一种我们分析台湾青年认同与台湾政局社会变迁的多棱立体视角。

　　他也表示，以多棱视角来分析台湾青年的认同，使我们认识到影响和干扰台湾青年认同的因素是十分复杂的，我们绝对不能轻视这种高度的复杂性。但是如果要我们以一个最主要的视角来理解为什么当前台湾青年的认同会与父辈差距如此之大，也许可以选择从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的角度来进行剖析。

　　认同与个人和集体的经历与记忆紧密联系。《青春之歌》与《百年离乱》的作者、台湾自由作家郑鸿生先生提出，我们须要从政治社会变迁与世代差异来认识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他在另外一本文学著作《寻找大范男孩》一书中表示，他和祖父、父亲三代人之间横跨了自乙未割台以来台湾百年的近代史，该书封面的宣传文字写道：“祖父是清朝遗老，父亲是日本皇民，儿子又成民国青年，三代之间的传承与断裂，铺陈百年来台湾男人讲不出口的心声。”郑鸿生认为，台湾人民的认同问题有很大的原因是来自于一系列“特殊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世代断裂”，这种“世代断裂”使得“世代差异”不仅只是指“同一社会群体自发的时代变化”，更重要的是不同世代各自的集体历史经验塑造了各个世代的身份认同。

　　长期研究闽台社会变迁的资深文史学者、现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会长的汪毅夫教授认为，自1895年至今天的120年历史当中，伴随台湾社会变迁的不同历史记忆阶段，大致以每25年上下的时间形成以下五个主要不同世代：第一个世代是1895年马关割台后至1925年（或者1930年）之间，台湾人民在此阶段的前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武装抗日运动，并在后期经历了以台湾文化协会和蒋渭水为代表的文化抗日运动，这20至25年间无数烈士英勇抗日的精神气节流淌在台湾人民的记忆和血泪之中，因此这个世代可以称为“武装与文化抗日世代”。

　　第二个世代是1925年至1945年期间，台湾人民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后期的共同历史，在此阶段中日本将台湾作为进军东南亚的后勤基地，日本一方面对台湾加大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对台湾人民加速皇民化教育，并且派遣台湾兵至东南亚参战，但是日本的皇民化政策从总体来说却收效甚微，1945年台湾光复时台湾全岛上下普遍欢欣雀跃地迎接光复胜利。

　　第三个世代是1945年光复之后至1970年之间，在此期间台湾人民普遍经历了“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历史记忆，可以称之为“白色恐怖世代”。这个世代的关键词是“悲情”，受到“二二八”与“白色恐怖”的冲击，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国家认同开始发生激烈变化。以廖文毅及其创办的《前锋》杂志为代表，许多原先倡议“台湾自治”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向“台独”转变，成为往后“台独”思想的滥觞。而以谢雪红及其在香港成立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为代表，具有左翼进步思想的台湾民主运动知识分子则在出狱之后积极投身到台湾的社会运动和统一运动之中，成为台湾统运的中坚力量。不过，郑鸿生则从自己个人的经验指出，在“五○年代白色恐怖”之后的1960年代，对当时的青年而言还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台湾重演的年代，同时也是在蒋政权“反共亲美”之下“台湾的文艺复兴年代”，以及美国青年“反文化运动”全面影响台湾青年的年代。

　　第四个世代是自1970年至1990年之间的“党外运动与民主运动世代”，这个世代普遍经历了1970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论战和保钓运动，以及此后以“美丽岛事件”为代表的党外运动和民主运动，直至1986年民进党成立、1987年的老兵返乡探亲运动和蒋经国宣布解严，最后在1990年爆发野百合学运之后变迁到下一个历史阶段。

　　第五个世代是从1990年到今天，台湾在过去25年中经历了政党二度轮替以及李扁时期的“去中国化教育”，从李登辉的“两国论”、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到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以及蔡英文的“台湾共识”，台湾民众的“台湾主体意识”也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今天35岁以下的台湾青年以及“太阳花学运”的学生领袖和学生群众都是成长于这个世代，尤其25岁以下的台湾学生所接受的中学历史教育普遍都是“去中国化教育”以及对日本殖民的“美化史观”。

　　现在我们可以断言，从今年2015年开始至未来20至25年之间，台湾社会即将准备迎来第六个世代，这个世代的标志将是中国大陆在世界舞台上的正式崛起、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世界趋势、以及两岸中华民族共同复兴的时代浪潮，在此背景之下面对自己和台湾集体未来的命运前途，台湾人民将重新反思个人生涯和集体社会的选择，新的台湾青年世代也必然将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重新定位。我们可以说，新的世代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将与上一个世代完全不同，各种影响认同的复杂因素也将相互交织。随着第六个新世代逐步成长为成人并拥有投票权，他们的集体身份认同也将对台湾政治社会日益，就如同在过去25年间成长起来的第五个世代一样。那么，在当前台湾“去中国化教育”迟迟未能被拨乱反正、“反中加恐中”的、“异化”的“台湾主体意识”如此高涨之时，我们又要如何来重建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我们认为，对此问题有必要认真思考所谓的“顶层设计”与“策略路径”。但是在此，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认同的本质、类型以及认同形成的阶段进行探讨。

　　至于如何重建台湾青年中国认同的策略路径，王正表示，根据五个认同形成阶段，重建上述三种类型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其难易度由低至高分别为青少年、在学青年和社会青年。这三种个体对中国认同的接受度和重建中国认同的难易度也是有所不同。他提出了重建台湾身份认同的十个路径选择，这些建构路径对不同年龄和不同类型青年的影响程度各有不同。十个路径分别包括：家庭父母、学校师长、同侪朋友、文本阅读、媒体宣传、文化交流、寻根问祖、事业发展、红利分配、政治参与。

　　此外，我们还必须客观地指出，由于自1971年以来在世界上普遍代表“中国”这个国家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此40多年来台湾民众一直有着“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心理。随着大陆总体实力的全面崛起，台湾民众早已普遍认识到不可能再与大陆争夺对“一个中国”代表权的争夺，长此下来使得“中国”的内涵在众多台湾人的心中基本上已经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把“中国”和“台湾”对立起来，并把“台湾”和“中华民国”等同起来，这种心理和认同状态，在当代台湾青年当中是十分普遍的。

　　破解以上由于客观历史发展和事实现状所造成的认同困境，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种做法：第一种是通过各种方式使台湾民众区分国家认同与政府认同；第二种方式是加速“台胞国民化”或者两岸“双向国民化”的进程；而第三种方式便是提供台湾民众和年满二十岁以上的台湾青年，直接参与或者间接参与“整个中国”政治事务的政治经验，并使这种政治经验制度化和长期化，直接对全体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塑造对“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

　　当然，第三点设想是比较超出当前两岸发展进程的现实，但这种创造性思考也并非完全的空中楼阁。按照前述有关认同形成和建构的“五阶段论”，对于已经步入社会的台湾青年而言其个人的身份认同基本已经固化定型，期望通过上述九个建构路径来“解构”原有根深蒂固的“台湾认同”，然后再来“重构”新的“中国认同”，难度自然不小。

　　王正也表示，与其针对个人或小团体个别地通过交流交往来缓慢地增进友谊和认同，倒不如通过跨越性和历史性的政治举措来全面增进台湾民众普遍对大陆和“整个中国”的政治认同。如果大陆官方单方面或是通过两岸协商达成历史性的政治共识，哪怕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性的突破，相信这些做法都会大幅提高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对大陆乃至“整个中国”的认同。也许这些想法看似荒诞不经或者缺乏可行性，但是只要我们在秉持两岸人民都是中国人的认识基础上，突破既有现实的思维定式和框架限制，未始不可能采取一些令大家跌破眼镜、具有创造性智慧和政治勇气的做法，大幅增进台湾民众和台湾青年的中国认同，从而促进两岸早日共同解决遗留多年的历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