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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岛内政治生态趋近结构性变化临界点

  时间: 2019-08-27 10:33     来源: 中国评论新闻网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星(中评社 束沐摄)

  中评社南宁8月2日电(记者 束沐)日前,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星参加由全国台湾研究会、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二十八届海峡两岸关系学术研讨会”时就台湾民意的结构性变化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陈星表示,自2016以来,台湾民意结构出现了若干结构性变化。这些变化涉及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岛内治理绩效、政党认同等各个方面的认知,综合反映了近期台湾社会对政治系统及其运作过程的反思。从各种迹象来看,台湾民众已经开始从悲情意识与政治激情中走出来,对社会治理绩效的关注度日益升高。影响所及,台湾岛内政治生态正在接近结构性变化的临界点,新的政治结构生态正在民意结构的渐变过程中被重新塑造。

  悲情意识退场及民间理性回归

  陈星指出,悲情意识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一直是民进党等政治势力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工具。自1990年代以来,民进党依靠悲情动员,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版图。民进党利用台湾社会广泛存在的悲情情结,既将自己打造成政治压迫的“受害者”,同时又将自己塑造成为“反威权”的代言人,泛绿势力进而在这个基础上建构并强化了所谓国民党“原罪”的观念,占据了意识形态的道德高地。可以认为,对悲情意识的利用在民进党早期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表示,悲情意识的核心结构是民进党等反对势力长期建构起来的敌对性动员结构。所谓的敌对动员,也就是建立在敌对诉求下的政治动员。民进党长期以来一直在仇恨国民党的建构下进行政治动员,一到选举就会利用这种敌对结构攻击国民党,而且这种做法被党内诸多政治人物认为行之有效。我们经常看到台湾政坛上政党恶斗不已,根源就在于这种敌对动员结构。悲情意识依附于这种敌对动员结构,并在情感上强化了这种结构的政治动员效果,是泛绿阵营动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星指出,悲情意识立基于民众特定时期的历史记忆,因而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记忆的重构以及持续不断的世代更迭,特定内容的悲情意识的基础一定会逐步消蚀。同时,悲情动员往往意味着较强的对抗性,这种动员模式在台湾社会造成了深刻的社会伤痕,因而民众在反思之后表达出了对这种动员越来越多的反感。2018年的台湾“九合一”选举中,可以看出民众对强对立性动员方式的否弃与厌恶。民进党执政县市,如桃园市,能保住执政地位者,均采用了比较中性的选举策略。目前虽然不能说敌对动员完全失效,但其效力下降的趋势却是清晰可见的。相应地,依附于敌对动员结构的悲情意识结构也自然会逐步消退。

  他表示,悲情意识消解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悲情动员的失灵,这在去年高雄的市长选举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民进党选情告急时曾诉诸于悲情,又搬出了“美丽岛事件”的招牌,但高雄民众尤其是年青世代不为所动,许多年轻选民甚至不知“美丽岛事件”为何物。这意味着在台湾南部传统的民众悲情情结正在逐步消褪。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固然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以前对立社会结构以及政治行为记忆逐步褪色的原因,民进党长期执政绩效不彰,也在客观上消解了悲情动员的情感基础。

  陈星认为,悲情意识的退场是台湾民意结构变化的重要特征,对台湾政治结构将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只有在悲情消退的情况下,民众才有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政治发展也才具备向理性回归的可能。最近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执政的强烈反弹,可以认为是悲情意识消退之后民众理性回归的结果。另一方面,悲情意识的消退在台湾意识形态序列中创造出了大量的空白,为未来新政治势力建构论述留下了较大的空间。同时,悲情意识消退意味着台湾政治中的动员模式也将发生较为深刻的变化。敌对动员和悲情意识已经逐步脱钩,敌对动员模式的存在样态自然也会发生变化。易言之,台湾政治中的政治动员模式由于悲情意识消退而经历了一次较大幅度调整,而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也会相应发生变化。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悲情意识消退所造成的影响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选民“中性化”趋势及其影响

  陈星说,台湾的选民“中性化”态势早已出现,学者对岛内选民的“中间化”现象早已有过讨论。选民的“中性化”与以前的选民“中间化”是有差别的。在两党主导政治结构的情况下,“中间选民”必须选边站,这时的所谓“中间选民”可以称为“摇摆选民”,选民投票行为取向的改变更多是针对候选人,并非涉及到政党的价值问题。但以最近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政治发展显示出的迹象来看,台湾选民越来越从价值上挑战两个主要政党,特别是民进党的“同婚”、“反核”理念,已被证明难以被台湾社会主流民意接受。这种涉及价值系统认知的冲击会导致台湾政党政治结构的重大变化,能够在价值上迎合民众的“第三势力”事实上获得了较大的空间,这是所谓“跳脱蓝绿”概念最近刚刚获致的政治意涵。

  他认为,选民“中性化”趋势的出现是台湾社会对政党政治进行反思的结果。民进党上台以来坚持意识形态挂帅,坚持“台独”立场,其政策也主要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因此引发的影响就是经济发展停滞,民进党执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则加重了这些问题发酵的程度,最终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广泛反弹。以此观之,社会治理能力大概率会成为未来政党竞争的主轴,这对于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与民进党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

  陈星说,在选民中性化的大趋势下,国民党已经被迫进行改革,未来不管成效如何,改革的方向是无法改变的,传统的“大佬政治”将逐步退出政治舞台,而真正具有动员力的政治人物会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如果按照这个方向发展,国民党将会变成一个由若干魅力型领袖为基干的松散派系联盟,而动员模式也将由“资源交换型”逐渐转变为“议题动员型”。这事实上是以前民进党所走的道路,两党事实上面临着同质性竞争,因而未来选举中议题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表示,选民“中性化”对民进党的挑战则直指其价值诉求体系。价值诉求是一个政党能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民进党在主流论述被台湾社会否弃后,如何重新建构出能反映台湾社会脉动以及被台湾社会接受的价值诉求,是一个更为重大的挑战。完成此项任务显然非短期可竟之功。一旦失去了共同的价值,民进党内部甚至不排除出现分裂的可能,而目前民进党内所出现的纷争与分歧不过是这种困境的一个先兆而已。

  陈星指出,台湾整体的社会诉求现在逐步走向保守,这与世界范围内政治诉求普遍向“右”转的倾向是合拍的。但民进党一直坚持的是较“左”的激进路线,即以强硬的冲击改变现状,实现较为彻底的改革。从最近一段时间台湾社会民意变化的趋势来看,激进改革甚至是“革命”的路线正在被抛弃,相反传统以民生为中心的社会价值正在逐步回归。这种社会价值事实上要求比较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对激进的政治行为路径会产生较强的抑制作用。

  他表示,整体来看,随着选民“中性化”趋势逐步明朗,国民党与民进党均面临着结构性冲击,这是两个主要政党以前没有遇到的新问题。对国民党而言,选民“中性化”要求改变传统的政党运作模式,完成由资源分配型政党向议题动员型政党的转变,同时需要改造内部结构,加强对选民的吸引力。对民进党而言,该党以前虽然遇到过冲击,但价值系统受到结构性冲击的局面还从来没有遇到过。民进党依赖其价值系统在台湾建构起区隔政治,并逐步扩大了政治版图。但现在忽然面对价值诉求系统的挑战,未来发展的变数之大,可想而知。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显然仍是希望将政治动员的主轴重新拉回对抗的轨道,将与大陆的对抗作为政治动员的核心轴线,但这种违背民意变化趋势的做法很难行稳致远。

  政治激情消退及执政绩效权重增加

  陈星指出,目前台湾社会出现的民意变化是民进党两年来执政绩效不佳的直接反映。2016年民进党重新取得执政权,却也立即背上了“执政包袱”。对于台湾任何一个政党来说,在台上时都有“执政包袱”的问题存在,目前来看似乎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完全摆脱这种执政的困境。但较之国民党执政的八年,民进党上台以来,经济发展未见起色,治理“新政”引发新的社会对立冲突。政治绩效不彰引发台湾社会对政治发展的反思,进而引起了民意的结构性变化,执政绩效在民意评价系统中的地位逐步上升。

  他表示,岛内这种民意变化最直接的表征就是台湾民众的政治激情逐渐消退。纵观台湾政治变迁的历史可以看出,晚近以来的台湾政治结构变迁其实就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激情释放过程。民进党通过议题营造的方式,不断激起台湾民间政治参与的热度,并借此营造舆论环境,形成对竞争者的强大压力。政治激情泛滥往往是政治动员过度的后果,主要表现为清晰的“群我边界”和对抗式的动员模式,以及较高的政党支持度与忠诚度。在经历了长期的“民主化”实践以后,台式民主的缺陷更加充分暴露出来,民间社会开始对这些制度进行较为系统的反思,原先带有理想主义的政治热情也随之消散,相应地,政党支持度也会逐渐降低,而中间选民的数量则会逐步增加。

  陈星说,政治一旦离开了选举的政治剧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社会的治理问题,也就是政治目标与政治理念的兑现过程。民进党上台之后,不去考虑消弭台湾社会的裂痕,反而在一系列问题上不断制造矛盾与冲突,在诸如“年金改革”、“同性婚姻”、“劳工立法”等方面屡屡凸槌,台湾社会的对民进党的反弹也逐步加强。不管民进党的出发点如何,但执政乱象却是非常现实地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因此而引发的失望情绪也会逐步发酵。当然,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民进党的动员策略是相关的,民进党在进行政治动员中通过抹黑对手以及诉诸“转型正义”之名,给民众画出了一个美妙的大饼,提高了台湾社会的期望值,却没有办法完全兑现,最后只能接受民粹的反噬。相应地,台湾社会对民进党政治行为的反思也在逐步展开,由此引发台湾民意的变化。

  他表示,执政绩效权重增加带来的引发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认知的变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关系发展的走向日益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民进党重新上台以后,岛内民意出现了明显的“统升独降”现象,这种现象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民进党第一次上台时就出现过类似现象,这反映出台湾民间社会对于执政当局政治立场的担忧,以及进行制衡的心态。同时,在经历了陈水扁时期的激烈“台独”冲撞以及蔡英文上台之后破坏两岸关系政治基础造成的台海动荡,台湾民间社会对于“台独”之不可能实现有了进一步清晰的认知。这也说明,“台独”势力虽然极力要胁持台湾人民走向“台独”的道路,却低估了台湾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辨识能力以及抵制力度。

  陈星认为,大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发展进步与成就,对于台湾民意变化也起到了推动与催化作用。国台办推出的31条对台政策调整措施,旨在与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加强了推动两岸融合的力度,从制度上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大陆持续的拉力之下,台湾民众对于两岸关系及大陆的认知也在发生变化,31条措施颁布前后台湾民众赴大陆工作意愿的变化就是较为典型的表现。同时,各地方根据自己的特点相继出台了为台胞提供方便的措施,推动两岸民众的深度融合向前发展,对台湾民意变化的影响也是长期的。未来随着两岸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执政绩效在民意评价系统中的权重可能还会进一步增加。

  激进主义的回落和话语禁忌的突破

  陈星表示,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绿营提出的几个“公投”议题遭到民众否定,“公投”结果与民进党在“反核”、同婚乃至“台独正名”上标举的“进步价值”悖反,一般认为是沉默庶民对政治精英的反弹,而反弹之大,执政者却未能料及。这是远比这次选举结果重要的一个事实,其反映出的社会表达就是对激进主义的否定。

  他指出,长期以来,激进主义路线在台湾成为主流的话语形式,这与台湾社会在剧烈变迁过程中的政治斗争与权力争夺有关。反对者往往以激进话语动员群众,凝聚支持者并发起对敌对势力的攻击。而从社会政策诉求上来说,激进话语强调剧烈的社会变革甚至是社会改造,往往是用崇高的理念与高尚的诉求为社会大众描画美好的愿景,并与现实比较,营造巨大的落差,形成剧烈的社会意识变迁,甚至挑动起社会的不满然后形成集结风潮。在民进党长期发展过程中,激进路线一直是主流选择,对于该党夺取执政权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陈星认为,激进主义路线的动员力来源于其话语形式。比较而言,激进主义话语因为对未来的美好擘画而比保守主义的话语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结合了现状缺陷建构出来的“现实不美,未来可期”口号远比立足于现实的社会改革计划更能引起底层社会的共鸣。经过长期建构,激进主义话语形成了压制性的力量,具体表现就是台湾社会被形容成“民意”的话语符号系统,这些话语被赋予了“正义”、“进步价值”的道义标签,具有不容挑战的“价值正当性”。在台湾的文化圈,这些年有四个议题具有不能被挑战的“先验正当性”,即“反核”、“台独”、“同婚”、“废死”。这种话语权垄断会反过来推动政党向激进主义方向发展。可以说,在台湾的政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激进主义扩张是一条起到关键性影响的主线。

  “但激进主义一旦取得执政权,困境立即就会显现出来,”陈星说,民进党上台以后,仍然摆脱不了激进主义的路径依赖,无论在“反核”、“年金改革”,还是“同婚”、“转型正义”等问题上,均希望以激进的路径解决。年金改革显然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证明激进主义破坏有余,建设能力不足,陷入困境自然没有什么意外。

  他表示,激进主义理想诉求与现实问题之间的落差多数情况下是无法填补的,而这种落差的长期存在则给予社会以反思的空间,特别是下层社会因为激进主义路线而利益受损时,认知转向的速度更快。激进主义以美好的诉求赢得民众,却无法将这种诉求予以兑现。同时,因为激进主义结构性改造的基因极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割裂与对抗,遭遇阻力可以想见,现实执政中接连碰壁自然没有什么意外。

  陈星认为,泛绿阵营“反核”神话被打破正是这种现实与理想冲突的结果。核能问题在台湾已经辩论很久,绿营经过长期经营建构起了关于“废核”的强大话语优势,“非核家园”成为绿营的神主牌,更是无坚不摧的政治口号。民进党上台后“废核”理念“入法”,进入到了务实推行阶段。但民进党当局却无法解决因“废核”而出现的电力紧缺问题,因重启煤电而引起的空污问题成为执政的痛点。其他类似“同婚”议题引起的伦理争议,以及“卡管”事件对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的分割,均引起了社会广泛反思,“九合一”选举中民众对“公投”议题的态度直接反映了这些反思的结果。这种价值观念上的反思对民进党和泛绿阵营来说才是真正的危机,对泛绿阵营是极大的打击。

  他表示,当然,激进主义是否就此退出台湾的历史舞台,还是一个值得持续观察的问题。就台湾而言,激进主义能够存在的条件主要有两个:一是剧烈的社会分歧,二是民众缺乏对激进主义口号的评价能力,这两个情况在台湾还一定程度上存在,激进主义仍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社会出现对激进主义的反思,不过是激进主义消褪和保守主义上升的滥觞而已。

  最后,陈星总结说,近期台湾民意的结构性变化反映出台湾的政党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又进入了一个关键性的节点。经过长期的发展和纠错,台湾社会逐步摆脱悲情政治和对抗政治,意识形态对立的强度开始减弱。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这是偶然现象还是具有稳定性的趋势性现象,但从岛内民众的行为取向以及第三政治势力和魅力型领袖崛起的现象来看,似乎更倾向于后者。如果这个判断成立的话,意味着台湾政治结构与生态随后将进入快速重整的阶段,国民党会进入体制弱化的时期,而民进党则面临体制与价值双重调整的挑战,第三势力发展空间扩大,会逐渐增加对台湾政治发展的影响力。上述这些变化对两岸关系的发展自然也会出现结构性的影响,两岸关系结构也面临着较大调整,激进的“台独”路线和社会改革路线的生存空间会逐步缩小,两岸交流与合作的空间会逐步加大,两岸的社会融合也会因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而对两岸关系结构产生根本性影响。因此,未来台湾政党政治结构变化走向如何,以及如何对两岸关系产生影响,需要持续观察。
 
  (后方支援记者:海涵)

 

 
编辑: 李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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